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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一视频会议的召开，印度却似乎表现出了浓浓的“醋意”，称中国模仿了印度3月15日召开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国家抗击新冠疫情视频会议的做法（只是中国的规模更小），表面上看中阿巴尼四国会议是讨论抗击新冠疫情合作，但实质上是中国在南亚地区争夺外交空间（diplomatic space）的表现。
印度的这种表现，自然离不开其一贯擅长的“地缘政治解读法”，对中国的任何举动都能解读为“地缘政治扩张”。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给很多国家提供或者赠送医疗产品，印度的观察家们却认为这是中国地缘政治企图的表现，甚至还大肆夸张说中国要搞制度输出。但是，印度对自己同样的行为却有另一套解释。
在新冠疫情中，印度并没有对其他国家的抗疫袖手旁观。7月17日印度总理莫迪参加2020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视频会议时说，“在联合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向150多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以及其他援助。”但是，印度观察家们并不认为这是地缘政治扩张的举动。相反，认为印度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个中逻辑就很难让中国人理解透彻了。为什么中国的援助是基于地缘政治扩张，而印度却是人道主义？
此次中阿巴尼四国会议召开恰逢印度与尼泊尔关系一直由于领土争端处于紧张状态，而中国与印度在边境的事态尚未完全结束。在此背景下，印度称中国“罕见”地在南亚搞了个四国合作，而且居然没有邀请印度参加。因此印度就“多心”了。
印度对这次会议具体内容的解读，同样可以说充满着地缘政治的偏见。王毅外长说，要“借鉴中巴联防联控机制，拓展中阿巴尼四国联防联控”。印度则解读为，这是中国鼓励尼泊尔和阿富汗向巴基斯坦学习，要同中国发展出“巴铁”一样的友谊。王毅外长说，四国合作要秉持“邻望邻好”、“善邻是福”的理念。印度则解读为，这是中国在“影射”印度不是南亚国家的“善邻”。
印度的这种心态，一方面源于其一直以怀疑的心态看待中国以及中国在南亚的存在感，这也是当前中印关系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近年来，中印之间的问题和分歧，主要的原因是印度自身的“心魔”所致。
王毅外长曾多次强调，增进互信是中印关系的当务之急。有了互信，具体问题就有望在互谅互让基础上予以解决，缺乏互信，个别问题就会不断发酵溢出，侵蚀双边关系大局。在2017年9月5日的厦门金砖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在同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中特别指出，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这些年来，新德里对中国意图的“恶意”解读和威胁夸大，造成了自己长期以来惴惴不安的“心魔”，印度一些观察家们长期以“狼来了”的故事来吓唬新德里的决策者们。
另一方面则源于印度的地区霸主心态在作祟。长期以来，印度将南亚和印度洋作为“势力范围”，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中国与南亚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合作合情合理，却被当作是对印度势力范围的“侵蚀”。然而印度自己却没能实实在在地向南亚国家提供地区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更加上印度一直以“大哥”的霸权姿态对待南亚邻国，在领土边界的争议问题上采取了扩张主义的进攻姿态，将所有同周边国家争议的领土都强行纳入自己版图内，单方面采取“地图开疆”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印度同几乎周边所有国家关系的恶化。
遗憾的是，印度战略界迄今还根本没有看到这些问题所在。相反，却将其周边外交的失败一味归结于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印度更是借势搞起“长袖善舞”的外交。只是这些所谓地缘政治的手段，既解决不了印度政府当前迫切的新冠疫情管控的需要，更解决不了印度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印美可以拿出7月17日两国恢复通航的措施来夸耀两国的互信和合作，但是这却是以疫情扩散和普通人的性命作为代价的。说的更严重点，这甚至更像是一场可能的人道主义灾难。
如果印度的南亚政策是要抵制所谓的中国“经济渗透”，那么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印度先把自己国内疫情的第一波扩散控制住。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现今的局势似乎正朝着成为新冠疫情最大震中的方向发展。照此情形，如何能够让南亚的周边国家继续同它互联互通呢？又如何能够尽快实现自身的复工复产呢？
7月20日上午9点，贾净博等61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一案，在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贾净博现年47岁，是一名从警近30年的“老公安”。他曾任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国新闻周刊》从知情人提供的起诉书中看到：经审查，以贾净博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放高利贷、暴力、“软暴力”讨债、强迫交易、非法采矿、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手段以及开发房地产、经营酒店、承揽工程等经营活动持续敛财，组织成员以暴力、威胁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500余件次违法犯罪活动。
贾净博只是一名副处级官员，却因涉案资产超14亿元受到舆论关注。起诉书中显示，贾净博，绰号“老大”“博哥”，是巴彦淖尔市腾达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市泰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巨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市金凯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内蒙古泰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公司实际控制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曾担任乌拉特前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贾净博，最终因涉黑上了被告席。同时，他所供职过的乌拉特前旗公安局也成为被告单位。
内蒙古当地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贾净博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兽医。贾早年丧父，由其叔叔贾林霖抚养长大，他性格顽劣、不爱学习，青少年时便混迹社会。
1990年10月，17岁的贾净博进入巴彦淖尔盟临河市建工局工作。仅仅3个月后，他进入巴彦淖尔盟临河市公安局（现临河区公安局）工作。贾净博能进入公安系统的原因，并不为人所知。其在从警路上，虽屡陷争议却步步高升。
起诉书显示，在1998年~1999年间，贾净博利用公安民警身份，伙同乔卫东非法买卖走私车辆落户手续，获取了30.8万元的第一桶“黑金”。事后，贾净博纠集了于彦军、乔卫东等人，共谋让乔卫东为其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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